「在台灣千萬不要當醫生，千萬、千萬不要當醫生，醫生是一個豬狗不如的行業。如果你有能力的話，做好進修，對醫學有興趣，去別的國家當醫生都比在台灣好，……」這是台大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黃慧夫的感想。遭官司纏訟八九年，他說，「經歷過這一段路以後，我發現，原來法院的高標準，就是要醫生做好防衛性醫療。」
2008年，黃慧夫為一名病患做右腿筋膜切開術，病患在術後第5天自行轉院，右腿引發膝關節脫臼致壓迫膕動脈，被迫截肢。於是，檢察官以業務過失致重傷罪起訴黃慧夫，一審獲判無罪，二審改判4個月有期徒刑，礙於《刑事訴訟法》規定，不得上訴。
《刑事訴訟法》第376條原本規定「最重本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輕罪不得上訴三審」，去年在大法官釋字752號宣告該條文違憲的背景下，立法院修法，讓一審無罪、二審有罪的輕罪可上訴三審。不過，黃慧夫案在修法前已然定案，未能一體適用。
「一個不公平的審判，幾乎毀了我的前途。醫院的升遷，以及醫院的進修，都受到重重阻礙，有受過刑事判決的，就沒有申請的資格了。我著手的研究，包含燒燙傷治療、肢體修復重建，都被擱置了。」黃慧夫說，該案壓得自己喘不過氣，工作與精神都被綁住，「這一定會怕的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，下一個病患會用什麼方式對付你，你也不知道現在所做的手術，之後人家會怎麼去報復。」
超負荷工作還被告，醫界人士大吐苦水
黃慧夫、民間司改會與民進黨立委蕭美琴、邱泰源在22日召開記者會，訴求增訂《刑事訴訟法》第7-11條，針對前項修法制定兩年「過渡期間」，讓過往一審無罪、二審有罪的案件，在兩年內能有再次尋求救濟的機會，並現場公開徵求類似個案，希望透過眾多個案集結力道推動修法，讓過去權益受損的民眾，能向最高法院要求重新審理。
記者會後，一名醫界人士情緒頗為激動，上前對著蕭美琴大吐苦水：「我們下班還要去做急診，已經是超負荷了，如何叫一個已經超出他工作時間的……政府都在說一例一休、保障勞工，為什麼有急診來，我要馬上去做？那之後發生的事又要歸咎於我嗎？如果我有疏失，我也有疲勞，為什麼都要怪我。」
「……，平常看診完已經很晚了，突然有急診來，需要支援，那我要不要下去看？請問我們會不會有疏失，坦白講，也有可能，因為我們也是人。」該人士直言，醫生長期超時工作，民眾要求醫生不得拒接病患，又要求不能出任何差錯，自己實在無法理解如此苛求的道理，「這是整體環境的問題，所以我們很在乎我們的權利在哪裡，你想，醫生也不是要去傷害人，無冤無仇的，沒有那種動機嘛。」
黃慧夫則說，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，包含兩年前的八仙塵爆事件，「因為當天我是留守醫院的醫生。那天晚上，醫院接受了20位急診的燒燙傷病患，每一個都有生命危險，我必須在當天晚上把每一個病患安置好。就算可以休息，也是趴在桌上稍微睡一下，……最後，所有病患我們都有挽救回來，沒有重大傷害，沒有功能不良，也沒有接受截肢的後遺症。」
「醫院臨時有急診，臨時有突發狀況，我們都必須趕快去處理，複雜的手術，十個小時、十二個小時都有，只要我們的能力可以幫忙的，我們都會盡一切的力量去救治傷患。但這些使命，在法院裡面是毫無價值的……」他感嘆。
醫生被迫自保，只能對病患做防衛性醫療
經歷多年官司纏訟，黃慧夫的熱情也逐漸消磨，他說，許多整形外科的醫生都自行開業做醫學美容，自己當初卻選擇留在醫學中心，做著又累又艱辛的工作，如今想來，非常不值得，「別家醫院、其他醫師無法處理的病情，經由轉院、我的醫療救治之後，在別人認為不可能的情況下，我把他救活了，這在以前，我可能會覺得是件很值得高興的事，但是......現在沒有了。」
「後來我深刻體會到，原來，為了保護自己，必須做好防衛性醫療，一些不必要的檢查、不必要的治療，也都要做下去，即使可能對病患會有額外的傷害。可是，當你做了這些防衛性的醫療，才能夠真正保護自己。」談起這段人生體驗，黃慧夫欲言又止，「當一個醫生，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如何盡心盡力治療病人，而是如何先保護好自己，……」
會後，他向《信傳媒》表示，任何檢查都有正反兩面，因此，在他所受的醫學教育裡面，如果病人沒有症狀、相關表徵，卻要做無謂的檢查，除了浪費醫療資源，對病人也是一種傷害，「但是我經歷過這一段路以後，我發現，原來法院的高標準，是要醫生做好防衛性醫療，也就是說，一些額外或不必要的檢查，有做，才能證明你的判斷是對的，這個聽起來是非常荒謬的。」
要在時限內和死神搶人，談何容易。也因為醫療糾紛牽涉許多常人難以理解的專業，即使同屬醫界，不同名醫也可能出現迥異看法，更遑論你我。一件官司的誰對誰錯，在法治國家，只能留給法官傷腦筋，但要求一個公平審判的機會，卻是人人可以發聲，這也是黃慧夫心裡最想說的一段話，「我沒有要求很多，我只要求一個公平審理的過程……」